臨近畢業，大學生就業問題又牽動了無數家長和學子的心，大學生就業難的話題也再掀波瀾。那么，就業難到底難在哪里？全國各地高調倡導大學生到基層任“村官”的呼吁，能否緩解大學生日益巨大的就業壓力？ 

    就業難，精英教育轉向大眾教育形勢下的碰撞 

    據教育部門的統計數字顯示，２００５年我國大學畢業生為３４０萬人，２００６年為４１０多萬，而今年全國普通高校的畢業生有４９５萬之眾，比２００６年的就業峰值多出８０多萬人。大學生就業難已成為不爭的事實。那么這是否意味著我國大學生擁有量過剩了呢？ 

    統計數字顯示，我國大學生毛入學率僅１５％左右，而美國為８２％，日本、英國、法國等發達國家均在５０％以上，韓國、印度、菲律賓也在３０％左右。由此可見，我國大學生的比率是相當低的，也就是說我國大學生擁有量不是過剩了，而是低了。大學生擁有量低似乎又和大學生就業難成了一對矛盾。 

    據勞動部門統計，我國每年城鎮新增就業崗位約９００萬，而需要就業的人數達到２４００萬。大學生的就業壓力實際上是全社會就業壓力傳導的結果。單就年輕人來講，不上大學也要就業，而且如果沒有經過高等教育階段的文化、技能培養，可能就業能力總體上還要低些，那么他們面臨的就業壓力可能更加嚴峻。 

    曾對畢業生就業進行了多年跟蹤的首都師范大學黨委書記謝維和在調查中發現，６５％以上的畢業生期望工資達到２０００元以上，３１％左右的畢業生期望在３０００元以上，２０％的畢業生期望在４０００元以上；７０％的畢業生希望留在北京等直轄市和沿海開放地區，近６０％的畢業生希望到國家機關和三資企業工作。而畢業生中，自己認識到應該調整就業觀念和期望的只有２８％。 

    事實上，我國７億多龐大的從業人員中，高層次人才稀缺，高級技術工人也相對短缺，還有廣袤的農村，這些都是大學畢業生可以充分發揮的天地。 

    不可否認，大學畢業生期望找一個理想的工作是很正常的事，然而隨著我國高等教育由“精英型”向“大眾型”邁進，以及社會對于大學生需求的調整、就業競爭的加劇，有些大學生依然受“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觀念束縛，始終把就業目標鎖定在“正式班、吃財政”，于是“高不成，低不就”成了越來越多大學畢業生的心理感受。在此情況下，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就顯得異常突出。因此，大學生應轉變就業觀念，同時家長也要調整對孩子的就業期望，不要看不起基礎性的崗位，否則就可能不恰當地影響孩子的及時就業。 

    “大學生村官”激活農村工作“一池春水” 

    河北省廣宗縣是一個國家級貧困縣，也是典型的農業縣，全縣共有２１３個行政村，２７萬人，其中農村人口占８０％以上。２００３年，廣宗縣委組織了基層組織建設調查活動，調查結果中的兩組數據令人深思。一組數據顯示，截至２００２年底，廣宗縣農村“兩委”干部平均年齡為４６．５歲，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超過５７％。其中村黨支部書記平均年齡為４８歲，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竟占５６％；村委會主任平均年齡逾４３歲，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超過５１％。另一組數據則顯示，廣宗縣最近幾年里大中專學歷畢業生有近千人，其中未就業的多達４００人。 

    兩組數據背后表明，長期以來形成的農村干部產生辦法和渠道，使在任村干部年齡偏大、文化偏低、能力偏弱的弊病難以從根本上扭轉，農村基層組織亟需補充新鮮血液。同時，大學生就業難，尤其是在城市就業更難的問題日漸突出，但對廣袤的農村而言，這無疑又是人才資源的閑置和浪費。 

    兩組數據的反差，使廣宗縣委認識到選拔一批大中專畢業生充實到村級領導崗位上，對實現智力優勢群體與農村干部隊伍的有機對接，利用好大學生人才資源和解決好農村人才短缺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于是在２００３年１０月，廣宗縣首批３０名平均年齡２６歲的“大學生村官”上任，其中３名任黨支部副書記，２名任村支部委員，２５名任村委會主任助理，由此拉開了實施“大學生村官”工程的帷幕。 

    如今廣宗縣的“大學生村官”工程已開展四年。廣宗縣委書記畢振水認為，“大學生村官”工程的實施，跳出了原有的農村干部選任方式，這些年紀輕、有知識、有文化、而且頭腦靈活、思想解放的大學生，充實到村級班子后，使村級干部年齡結構、文化結構明顯得到優化。 

    畢振水說，“大學生村官”的到來，使原來不思進取的“太平官”產生了危機感和壓力，增加了工作動力，為村級班子注入了新的生機和活力，從整體上激活了村級班子。 

    另外，“大學生村官”本身素質比較高，政策觀念、法制意識比較強，面對農村各種矛盾糾紛，甚至是“陳年老賬”，“大學生村官”敢于觸及，果斷處理，群眾在他們身上看到了一種朝氣和希望，干群關系密切了，磨擦誤會減少了，從而為農村和諧社會建設提供了保證。 

    農村需要大學生，大學生是否需要到農村去？ 

    農村需要大學生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那么大學生是否需要到農村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