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大阪最大的電器商店“淀橋”去買東西，發現你是中國人后，工作人員常常會操著一口流利的京片子向你介紹怎么買更實惠。這并不是日本人學中文學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而是因為那里很多工作人員本身就是中國人。

    根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截止到2008年，日本各行各業已經擁有外籍工作人員33萬人，其中中國人14萬9千，幾乎達到其中的半數。

    由于日本在二十一世紀已經進入典型的老年社會，勞動力匱乏，吸納外籍勞動力逐漸成為日本的一項國策。但是，由于日本長期奉行嚴格的出入國管理制度，這一國策的實施也同時受到制度和傳統習慣的制約，進展受到一定局限。在日本工作的外國人，幾乎都有自己習慣性的“勢力范圍”，例如，歐美人士普遍在教育界任職，而菲律賓人較多從事家政工作，只有中國人和朝鮮人在日本幾乎任何一個行業都可以看到。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部分朝鮮勞工滯留日本，甚至自行圈地，建立自己的村屯，形成強大的“韓流”勢力。這樣的歷史背景加上朝鮮語和日語的語法結構極為相似，造成朝鮮人一度成為日本第一大外籍工作人員群落。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雖然到日本留學的中國人人數甚高，但近乎苛刻的簽證制度和日本較為強烈的排外情緒面前，大量中國留學生選擇回國或到歐美繼續深造和工作而不是留在日本。

    然而，吃苦耐勞的中國人在日本吸納外籍勞動力的過程中，終于逐漸成為主力。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日本通過招收研修生等方式，在勞動密集型企業中大量使用工資水平較低的中國工人。在研修生制度的支持下，2002年中國就職員工的人數首次在日本超過朝鮮，成為外籍勞動力中的第一大主力。

    然而，使用廉價勞動力的研修生制度，由于規則不完善和雇傭方惡意行使權力，在日本多次引發虐待傷害中國工人，侵害中國工人人權以及中間人遞次盤剝等事件，也帶來了一系列雙邊問題。中國就業人員在日本的黃金時代，還是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后。這是因為中國經濟在世紀之交的大發展，促使日本采取搭中國經濟順風船的政策，以擺脫其長期的低迷狀態。中日經濟方面的這種合作，在雙方政治層面屢發問題的同時卻使雙方的經濟紐帶更加緊密，形成“政冷經熱”的奇怪場面。也正是這種經濟上的全面合作，使日本產生了對于熟悉中日兩國情況人才的大量需求。這給在日的中國留學人員和在華知日人才提供了用武之地，也迫使日本政府放寬對于中國人在日工作的簽證條件。同時，在合作中日本也意識到中國優秀的高級技術人員也是一種極為難得的資源。中日兩國近年來政治層面的友好合作傾向，則對這一趨勢起到了錦上添花的作用。

    由于日本與中國“一衣帶水”的相鄰關系，很多在日中國人也感到這種“兩棲”的工作環境頗有吸引力。例如，大連的海信集團每年都會派遣若干工程師到日本大阪的對口單位工作，為期一年。這些年輕的中國工程師不但用嚴謹的工作態度贏得了日方的好評，而且成為母公司與日本客戶之間最有效率的聯絡人員，不時為母公司掙得在日的軟件開發，系統維護等項目。而他們每到重要節日都要飛回國內和家人團聚的“金領一族”習慣，也讓看慣了中國人節儉低調行為模式的日本員工大開眼界。

    相比于傳統上中國員工在日本更多從事藍領階層的工作，中國金領和白領階層在日本的就業市場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份額，直接改變了在日工作中國人的構成結構，使這個結構更趨平衡與合理。

    事實上從直觀感覺，在日就業的中國人人數，還要比共同社統計的數字為高。這是因為，中國大批留學生課余也多打工，而日本還有大量“在華殘留孤兒”家庭 – 也就是二戰后被日本政府遺棄，又在上個世紀晚期陸續返回日本的在華日本遺孤家庭。僅僅在阪神地區，這樣的家庭就有數千家，將近十萬人。由于在中國生活多年，這些遺孤家庭無論從主要構成還是生活習慣，語言習慣，都更接近于普通中國家庭，在工作場合遇到這樣家庭出身的工作人員，對方也往往以“中國人”自居，而這些人員，并不在日本政府的“外籍受雇傭者”統計之列。

    盡管日本一些極端的民族主義者對更多的中國人進入日本工作深感擔憂，但大多數日本民眾對這個事實表現平靜 – 日本得到需要的人才資源，中國獲得更多的就業機會，雙方Win-Win雙贏的關系，何樂而不為呢？